苏轼生日是仁宗景祐三年十二月十九日，即公元1037年1月8日。留念苏轼诞辰的“寿苏会”，向来也都是挑腊月十九这一天。

　　苏轼生日的记载最早源于苏轼自己，他在黄州时所作的《李委吹笛并引》清晰说“元丰五年十二月十九日东坡生日”，再加上他重复说到自己出世于“丙子年”，因此能确认其出世年月日。这些都出自苏轼自己的一手资料，好像非常可信，所以历代关于苏轼的生日根本没有争议。

　　苏轼所著《东坡志林》，卷一记载了他对韩愈的同病相怜之叹：“退之诗云：‘我生之辰，月宿南斗。’乃知退之磨蝎为身宫，而仆乃以磨蝎为命，平生多得谤誉，殆是同病也。”苏轼根据韩愈“月宿南斗”的描绘，得知其身宫是摩羯宫（我国二十八宿系统中的斗宿，对应西方黄道十二星宫系统中的摩羯宫），而自己的命宫也恰是摩羯宫，因此感叹两人都“多得谤誉”。

　　《东坡志林》卷二中，苏轼还有如下陈说：“吾平生遭白话很多，盖生时与韩退之类似，吾命在斗间而身宫在焉。”这儿增添了关于他身宫的信息：苏轼的命宫、身宫都是摩羯，即“身命同宫”。

　　那么，终究什么是身宫，什么是命宫？它们与当代人口中的星座是啥联系？苏轼是现在意义上的摩羯座吗？

　　根据古代星命学文献，出世时月亮地点的黄道星宫是所谓的身宫。比方，韩愈出世时“月宿南斗”，月亮坐落斗宿，斗宿归于摩羯宫，因此韩愈的身宫是摩羯宫，身宫约等于现在的“月亮星座”。

　　关于命宫，《张果星宗》一书说：“安命以太阳度为主，以生时加于上，顺数自己生时，逢卯止，即为命宫，是何宫主也。”意思是说，出世时东方地平面与黄道的交点处是什么星宫，这个正在东方上升的星宫便是命宫，命宫约等于现在的“上升星座”。

　　而咱们一般说某个人是某星座，其实既非月亮星座，也非上升星座，而是“太阳星座”，要看一个人出世时太阳地点的黄道星官。在几千年前，这套黄道十二宫系统诞生于古巴比伦时，太阳坐落摩羯宫的时刻大概是12月下旬至次年1月下旬。

　　由此可知，一个摩羯座生人，因为他生日当天摩羯宫与太阳在一起，与太阳一同升落，夜空中当然是看不见摩羯宫的。韩愈说自己生日当晚“月宿南斗”，亦即夜里能看见摩羯宫（南斗）和月亮，那就能倒推韩愈必定不是摩羯座，摩羯仅仅他的月亮星座，而非太阳星座。

　　韩愈并非现在意义上的摩羯座，那么苏轼是不是呢？依照记载，苏轼出世于1037年1月8日，其时太阳正坐落摩羯宫，所以苏轼正是现在意义上的摩羯座人。再结合《东坡志林》中关于“身命同宫”的资料，咱们会惊奇地发现：苏轼的太阳星座、月亮星座（身宫）、上升星座（命宫），居然满是摩羯宫！

　　太阳星座和月亮星座都是摩羯宫，意味着日月同宫，均在摩羯。而根据知识可知，日月同宫或两者黄经附近时，必定是朔望月的晦朔之时，即月初或月末——这就与苏轼生日为十二月十九日相对立。也便是说，传世文献里关于苏轼生日为“十二月十九日”与“身命同宫”的记载彼此龃龉，二者必有一误。

　　那么，终究是关于“身命同宫”的文本有误，仍是“十二月十九日”的文本不确呢？

　　先看前者。言及苏轼“身命同宫”的文本，最清晰也最早的当数《东坡志林》。尽管此书真伪参半，但尚无任何确证证明前文所引的两条是伪作。卷二直言“身命同宫”的内容在一些苏轼的文会集还题作《书谤》，极大概率出自苏轼自己之手。何况，关于苏轼“身命同宫”的说法，去苏轼未远的南宋葛立方、方崧卿、樊汝霖等人皆曾论及，再加上苏轼自己《赠虔州术士谢晋臣》《谢生日诗启》等诗文，在苏轼逝世后不久就已形成了一大批彼此印证的文本群。

　　相比之下，记载东坡生日为“十二月十九日”的《李委吹笛并引》却算一个孤证。除此之外，更无苏轼自己及其亲朋的任何诗文清晰记载苏轼的生日日期；而一些直接与苏轼生日相关的诗文，连时节时令特征都很难看出，遑论详细日期了。

　　两相比较，“身命同宫”的相关文本无疑更为厚实，而“十二月十九日”的根据则略显单薄。现在无从证明任何一种文献为伪，仅能依托根据的多寡和详略而愈加倾向以为苏轼“身命同宫”无误的或许性更大。

　　在根据不足的情况下，无妨提出一种猜测：《李委吹笛并引》最早的文本，首句或许遗漏了一个“二”字，原文当为“元丰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东坡生日”。这样猜测的根据是，十二月二十九日接近于朔望月的晦日，当天日月黄经附近，且均坐落摩羯宫。若苏轼在当日清晨出世，出世时太阳、月亮均以摩羯座为布景升出地平线，正满意太阳星座、月亮星座（身宫）、上升星座（命宫）同为摩羯宫的条件，也契合除《李委吹笛并引》外一切文献关于东坡生日特性的记载。

　　假如这个猜测不错的话，那么苏轼真实的生日应“推延”十天，为仁宗景祐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公元1037年1月18日。苏轼依然是一名摩羯男，只不过举办了数百年的“寿苏会”，恐怕就挑错日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