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6年11月，孙中山在上海环龙路63号（今南昌路57号）寓所与朱执信（前左二）、陈炯明（前左四）、胡汉民（前左六）等合影。

　　孙中山在其革命生涯中，曾经三次与党内同志发生严重冲突。第一次是中国同盟会时期与章太炎、陶成章的冲突，即两次“倒孙”风潮，导致。第二次是中华革命党时期与黄兴的冲突，他要黄兴“静养”两年，不过问革命之事；黄兴远走美国，党内不满孙者另组“欧事研究会”与“中华水利社”，与孙分途。第三次是1922年“六一六”之变，陈部叶举炮击观音山“”（下图为被炮击的粤秀楼遗址）。嗣后孙对陈恶言相加，称陈为贼，为逆，为枭獍，双方征战连年，迄无宁日。前两次冲突大体上都化解了，随后还进行了某些特定的程度的合作。第三次冲突，在互相攻伐的同时，虽然进行着断断续续的调和（和解）活动，但最终未能达成和解，其原因何在，这是值得探究的问题。

　　孙陈分裂原因非止一端，双方均有责任，而“六一六”事变是一个关键。经此事变，直接引发下列问题：（一）粤军分裂，由袍泽而成敌人。（二）孙中山决策联俄容共。（三）客军入粤祸粤，引发商团反抗。（四）孙中山重用蒋介石，予以权责，使之坐大。由此可见，“六一六”事变不仅是孙陈关系史重要一页，更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事变后调和无效，历史便在新轨道上发展下去, 影响八十余年，直至今日。

　　“六一六”事变次日，孙中山转登“永丰”舰，等待北伐军反攻无望，1922 年8月9日，离粤经港赴沪。北伐军许崇智部经江西退往福建，原第一军第一师参加北伐的部队返粤，重归陈炯明麾下。8 月15日，陈炯明回广州，重任粤军总司令，以陈席儒为省长。事变之后，陈炯明不是选择放洋，亦不发表宣言，对部属管束不严而自责（多宗材料证明他并不赞成搞兵变驱孙）。而是亟亟于返省重掌大局，这就在道义上失其价值，对外界的责言亦无以自解。（当时除了胡适撰文赞扬陈部兵变驱孙是“革命”行动外，公开支持此举者不多。）且叶举、林虎、洪兆麟等各部亦互争雄长，难以约束，加上广州经济凋敝，纸币无值，又不开赌禁，财政上毫无办法。广东名义上在陈炯明控制之下，实际该政权存在严重危机，势难持久。

　　8月14日，孙中山抵达上海。在此前二日，苏俄政府为打开中俄外交局面派来华的越飞，抵达北京。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随即赴沪，于25日会晤孙中山；28—30日，举行西湖会议，讨论党员有条件加入中国的问题，并作出相应决议。（1）孙中山决策联俄容共，在起初并不见得会预想到日后有那么大的作用。因为从1919年以来，孙中山捐奔前嫌，与第一次护法的对手段祺瑞合作, 在第二次护法时联手对付洛阳的吴佩孚，并逐渐形成孙段张三角反直同盟。此次孙中山联俄，又通过李大钊、王法勤、张继等人联络洛吴（2），在1922年9月以后形成另外一个三角，即孙中山、吴佩孚与共产国际（苏俄）的合作伙伴关系。两个三角并存，孙中山似乎游刃有余。中国政局之荒谬与吊诡，线年的“二七”事件结束了共产国际与吴佩孚的合作伙伴关系，历史真不知道怎么来写法。孙中山谴责陈炯明的罪恶之一，是陈不提供军费，与吴佩孚勾结，破坏北伐。（3）当两个月以后他本人与吴佩孚合作时，陈所背负的这条邪名,便不再方便说出口了。

　　当一个人穷困潦倒的时候，往往容易饥不择食。何况，孙中山与俄国人合作，是他遍求列强（包括日本、美国）援助而遭到拒绝的时候，俄国人伸出援手。俄国人发表的“加拉罕宣言”，表示新俄政权将自愿放弃帝俄时代侵略中国所取得的一切利权，皇皇告示，使许多中国人信以为真。对此，孙中山也当然欢迎。他或许并不知道苏俄还有另外一手，在一方求助心切的状态下，1923年1月26日，签订了《孙文越飞宣言》，从而使孙中山的联俄外交真正开始启动。对孙而言，联俄是他的外交政策选项之一，并非独沽一味。此后，他还想搞中日、中美、中德、中日俄、中日俄德的联盟，但形格势禁，成效毫无。故其及身，联俄也只是半拉子工程。在其身后，这个工程甚至以血腥的方式告终。伟人教导我们说，历史的经验有必要注意一下。旨哉斯言！附带说一句，从李鸿章开始，国人搞了三次联俄外交，皆凶终隙末，教训惨痛。后之来者，当三复斯言。

　　尽管许崇智的粤军在福建与皖系的王永泉合作驱走了李厚基，暂时有了立足之地，但局面太小，不足以图发展，故孙中山仍然希图在广东卷土重来。他派邹 鲁在港主持，联络流落省外的杨希闽等各部滇军、桂军刘震寰部，肇庆粵军陈济棠、莫雄、吕春荣、卓仁机等部，岑春煊又促在桂的沈鸿英相助，运动已经很成熟，1922年12月6日，杨、刘、沈等人或各自的代表在广西平南县白马圩会议，决定拥孙讨陈。邹鲁以孙大总统名义，分别委任杨、刘为滇、桂军总司令。是为西路讨贼军，与许崇智的东路讨贼军相呼应。12月28日，滇、桂军会同反陈粤军克梧州，31日分两路东下，1923年1月9日，滇、桂军攻占肇庆，次日克三水，接近广州外围。新年前，省城纸币已跌至二成二三，人心惶惶，粤军不稳，陈部将领建议主帅暂回恵州，总部交叶举代拆代行。在当时的情况下，能否解决经济问题，实在是一个政权存亡所系。各种情况如此恶劣，陈炯明似未想到打商团的主意，勒索它一下。而且，广东政府收入，向以赌捐为大宗。尽管经济极端困难，12月1日陈在粤军成立五周年纪念大会上讲活，仍表示赌博之禁，“断无再开之理。质言之,粤军可倒，而赌不可开”。（4）到了3月15日，炯明深感事无可为，乃召部属磋商进退，并令各机关翌日起不用到差，但令前敌部队退防。同时，责成熊略、李炳荣维持省城秩序，令袁带、李群回防河南（李福林地盘）。即令秘书拟辞职布告，通电各社团宣告辞职，旋随部属返回惠州。同日，洪兆麟在潮汕宣布脱离陈炯明独立。次日，滇桂军占领广州。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此次陈炯明返据广州，不过四个月光景。何以如此快速溃败，据同年2月8日北京《晨报》所载《陈炯明败逃之原因》认为，一是失民心，所谓民治，徒有其名，秕政未除，且加甚焉。二是失军心，众叛亲离，盖陈之猜忌有以致之。三是失外援，复职后不表服从中央，仍搞“联治”、使孙执为攻击借口，且使其潜势力分化陈部，遂不得不下野。这些观点，是颇有道理的。

　　陈炯明第二次下野后，基本上失去了影响力。退居惠州后不久，即赴香港，偶或返惠州、海丰，但难号令部属。陈炯明所辖粤军旧部，大体上由四大板块组 成，即子弟兵、亲信海丰派，以惠州为中心包含梅州的客家人，以洪兆麟为主力的湖南军人，以及中途入伙聚散不定的各部，如林虎等人。据载，陈炯明对林虎印象较好，粤军回师时曾收编他的“三黄散”（黄业兴、黄任寰、王定华），在滇桂军会师东下时，派林虎指挥一部分粤军对滇桂军作战。迨粤军在西江战事节节失利之际，林虎仍能统帅大部分粤军由北江边境退至江西寻乌、黄乡地区结集休整。至于叶举则将杨坤如、熊略、洪兆麟、翁式亮等和其他各部分别安置在惠州、汕头方面而出走天津。（5）惠州老巢，一直由杨坤如据守，直至国民革命军第二次东征才被击破。至于南路八属，名义上仍拥陈，其实就是各自为政，形同割据。1923 年3月9日，陈在惠州设粵军总指挥部，但它是空架子，其本人亦未就职。

　　陈炯明失败得如此之迅速，实出乎各方预料。说起来，所谓滇桂联军，亦不过是一伙乌合之众，无主旨，无主义。滇军各部是流落省外之武装，有家归不得，且不说它。桂军刘震寰部鼓动入粤，便是说广州如何繁华，西关简直是人间天上，犹如上代当年宣传南京是“小天堂” 一般。沈鸿英亦兵亦匪，反复。然而，正是这帮“争食之军”（孙中山语），居然搞垮了陈炯明政权。

　　沈鸿英刚进广州，便于1月26日在广州江防司令部会议上发动事变，拘捕魏邦平，差点要了胡汉民、邹鲁的命，同日，桂军缴了魏邦平第三师的械。广州 的突发事变，使孙中山不得不缓期返粵。这时，孙称沈为“叛逆”，要许崇智回师会同各军予以讨伐，迫沈退出广州，移兵郊外，2月12日，孙又表态准其悔过自新，告“文日间即来粵一行，勉副期望”。21日，又任沈为桂军总司令。敌我之间，宛若儿戏。

　　1923年2月15日，孙中山偕陈友仁等人离沪返粤。此前，陈友仁已会晤英国驻华公使。该使表示，“英国对于孙中山没有一点属于个人敌意”。英国害怕孙中山在香港工人中挑起事端，另外，没有说出来的是，港英当局更害怕孙中山在广东引进苏俄的势力（不久前它拒绝越飞赴港“养病”，即可说明）。为此，港英当局予2月17日抵港的孙中山以前所未有的礼遇——自1895年以来，香港一直禁止孙登陆——准许孙登陆、逗留、港督接见、在港大讲演、与丁团会座谈、与工商界领袖会见。所有这一切，是与孙修好，希望他不要制造麻烦。孙于21日抵达广州，先设陆海军大元帅府于农林试验场，后迁河南士敏土厂。“大总统”一职不会再使用了。孙中山自任大元帅，但并无自己的部队，也没有自己可信任的将领。他想到蒋介石。此人不但与孙在“永丰”舰上共过患难，是陈炯明的死对头，他还具备光复时期在浙军、中华革命党东北军与在援闽粤军的历练，近期还在福建帮助许崇智，任东路讨贼军参谋长。因此，他任命蒋为大本营参谋长，迭电相催：“各要事需兄相助，万望速来。” 至4月15日，蒋始动身来广州但停留不久，7月14日，据说是“为许崇智所齮，愤而辞职，避往香港”，即返宁波。至8月，孙中山令蒋筹组“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俄报聘，并考察政治与党务。这样，孙中山想让蒋介石在自己身边起指臂之用的计划，便暂时未能实现。

　　不过，从当时广州的真实的情况出发，即使蒋氏在，也起不了多大作用。广州在客军滇桂军占据以后，大开烟赌，乌烟瘴气，纪律废弛，白昼打劫之事屡见。孙中山不断接到有关客军祸害民众的报告，他曾训斥杨、刘：“你们都是戴着我的帽子，来蹂躏我的家乡，而于国事是毫无益处的。我不得不和你们离开。我要回香山去了。”杨、刘闻诫后答谓：“大元帅何必生气，你要我们怎样，我们此后都服从你就是了。”事后，杨、刘各部把持财政税收的状况如故。孙中山在2月间对军界人士亦作自责：“义军多客军，我粵人尽主人之责而招待之，一时权宜，开赌以谋供给，流毒遂至无穷。”杨希闵日后也说，开始时沈鸿英入城，占据广州各重要机关，如公安局、造币厂及盐运使署等，肆意搜刮。逐走沈之后，滇军实际是无组织的军队，“一师所驻之地，就总揽了整个防区的行政、财经大权，一团所驻之城，也控制了一城的财经命脉，甚至一连所驻之镇，也把持了一镇的税收。上行下效，致使孙中山先生统一的政令不能推行。”（6）滇桂军在省城内外不但控制了财源，跋扈嚣张，他们开赴前线作战，还需筹粮饷，（7）弄得孙中山束手无策。既要养兵打仗，又无经费来源，广东当局的艰难竭蹶可想而知。无可讳言，当时的广东政府，是没有丝臺国际信用的，想向外国称贷，完全不可能（向台湾银行借三五万元小款，也是通过个人信用去办的）。为图解决，孙中山的措施，除了加税捐之外，一是变卖公产，二是企图截取关余，三是拉交通系入伙。变卖公产，已卖到无可再卖的地歩。关余交涉几经周折，最后可说办成了部分，公使团同意将部分关余拨归广东政府，以作整治西江之用（至于有多少用于治河，未见记载）。交通系首领、国务总理梁士诒于1922年1月被攻击下台，当时孙中山曾以“大总统”名义下令通缉。不过一年零四个月，孙即邀梁参加广东政府，欲借重梁在财政金融界的地位，以解困难。且交通系在政治上是皖段、奉张的盟友，与直系为敌对。故邀其合作，亦可作三角反直之助力。梁士诒权衡至再，决定派叶公绰、郑洪年返粤，这是5月间的事。孙任叶、郑长大本营、广东省财政。不过，梁士诒本人的对外借款活动也好，（8）叶、郑主持广东财政也好，均未能对孙有所帮助，据载，“叶在大本营任职半年间，财政未见好转，军费仍在困境之中，于是广东从未举办过之‘筵席捐’、‘旅馆捐’等等，亦不得不举办，渴泽而渔，民困滋深，自然影响军事。”（9）叶、郑之外，孙中山又成立“财政委员会”，以图集中税捐的国内筹款之权，三令五申，表示违者将严惩，但一切依旧。到1924年8月，又成立以宋子文为行长的中央银行。它对外一直宣称向外国借了一千万元作基本金。但据多位知情人介绍，它是一个没有基本金的银行。中央银行成立后，因缺乏信誉，也未能起到一个央行的作用。广东政府无力保护广州、佛山等地商人的正常贸易，使商人思有以自卫。商团与官方的摩擦，最后导致商团事变，西关成为瓦砾场。

　　对于孙中山来说，他的政权能否维持，端赖军事上的胜利。在广州北郊、北江一带驻扎的沈鸿英，时服时叛，不能不对付；更严重的，是东江的陈炯明部 。在1923年5月9 日滇桂联军击败沈鸿英、占领韶关后，次日，洪兆麟、叶举、熊略、杨坤如等在惠州成立粵军总指挥部，重揭反孙旗帜，与石龙刘震寰部冲突。14日，桂军占领博罗，奸淫杀掠，以报两年前粤军占桂之仇。桂军恶行，使惠州居民有切肤之痛，深恐蹂躏，坚决拥护杨坤如守惠州，孙中山亲自往惠州，居然下令拆卸虎门的海防大炮，安装在市郊，轰击惠州城，又令飞机轰炸，用了种种手段，就是久攻不下。9月22日，在门沙，原用以爆破城墙之鱼雷爆炸，航空局长杨仙逸、长洲要塞司令苏从山、鱼雷局长谢铁良被炸死，21日的总攻惠州的计划延至27日进行。尽管许崇智、杨希闵、朱培徳三路并进，仍无功而返。留程潜于博罗，孙则返广州。战事断续进行，孙中山几次上前线 日，孙返广州，陈部陷石龙，广州震动，18 日战于广州郊区，城中可闻炮声。幸得豫军樊钟秀部参战，始击退陈部，广州转危为安，使一大有了个开会的地方。

　　孙中山和他的战友们经过半年多的征战，体察到客军对陈军作战不力，甚至 “养寇自重”，深感必须有一支听号令、打得贏的部队，而要有军队，首先得有军校培养骨干。11月15日，临时中执会举行第六次会议，商议组织义勇军。26日，临时中执会第十次会议，议决义勇军改名“国民军军官学校”，拟以蒋介石为校长。1924年1月24日，委任蒋介石为陆军军官学校筹备委员会委员长，随后选定黄埔岛为校址，这便是黄埔军校的由来。

　　孙中山的目标是北伐，统一中国。他搞三角同盟，是争取支持者作为友军，是手段，不是目的。対于陈炯明，经过严重的政治羞辱，当然不愿再引为同志，但陈部仍具实力，若北伐，必须解后顾之忧，故孙多次亲临惠州、石滩、石龙前线督阵，不遑宁居。他既面临上揭督种难题，加上实施联俄容共政策后，遭到党内外的议论、反对，前途并不乐观。鲍罗廷还与他商广州失陷后赴俄的计划。自然，陈炯明集团内部也矛盾垂重，为使之分化瓦解，孙多次表示，准许他们悔过来归。经过半年多的较量，事实上此事殊不易了。既不易了 ，便不能完全排除调和的可能。于是，便谈谈打打，任由旁人不断去进行调和活动。

　　据说，1922年9月间，陈派某要人曾提出说合，为胡汉民、许崇智所破坏。真实的情况是，“六一六”事变后的几个月，孙、陈双方都在气头上，且孙忙于联俄 容共、联吴，正处于政策调整阶段；陈则重返省城，一人独大，省政鞅掌，自无所谓调和之可言。到了1922年年底，新上台的国务总理张绍曾，出于国家统一的愿望，建议孙中山与陈炯明和解，共谋国是，为孙所拒绝。随后有张启荣基宣言拥护孙的粤军将领陈部洪兆麟、翁式亮，亦建言调和，均被所所拒。此后，从1923年6月至1924年11月孙中山北上，有三个时段，交叉在军事行动中，进行了较为密集的调和。

　　第一次调和于1923年6、7月间，这时滇军在北江对付沈鸿英；许部粤军、桂军讨陈慢慢的开始，孙赴前敌，任蒋介石为大元帅行营参谋长。6月14日，报纸刊登陈派某重要人士传出调和问题谈话，又称姚雨平已辞职，岀面调停，并请香港总商会与东华医院各绅商帮忙。16日，孙对报界声明未与陈言和，谓“陈如诚意 悔罪，为国立功，自可许其自新，此时尚不能遽定挞伐”。当时孙对军事甚为乐观，以为东江战事“不日当可结束，今有汝为在惠城主持，予尽可放心，东江既平，则北江沈军，决无能为”。（10）20日，章太炎、柏文蔚、于右任、居正等电孙，谓“宜贷陈炯明、黄大伟等既往，然后议员可至，政府可设”。不应。据称，6月22日，陈炯明在香港寓所召集一次重要会议，表示颇有调和之意，“以使广州摆脱难以言状的困境。经过认真讨论，据说与会者全部赞成陈炯明的建议，并将采取同他们的主子一致的行动。”（11）这个信息显然传给了对方。24日，孙中山下令停止对惠州的进攻。此时，李福林也出来调停。6月27日，战事再起，陈炯明入惠州。调停之事陷入僵局。随后孙方进攻逐渐无力，至有前述11月18日广州危急孙的讨论赴俄之事。

　　第二次调和于1924年4月下旬至6月底。在1923年年底至1924年1月一大召开之前，李福林曾逬行过活动，1月间廖仲恺与金章还在港会谈（见1月10日廖《致金章公开书》所述晤谈原委）。一大的召开，停止了相关的活动。3月8日，报载蔡元培、吴稚晖、李石曾等将来粤实行调停孙陈战争，但孙被所包围，极不以调和为然云。当时陈部粤军将领请陈炯明复出，陈意未决。20日，孙中山又下令向东江总攻击。这样，自然无法逬行调和。到5、6 月间，各方活动复起。其间头堵正多，大体是，4月27日，吴稚晖致函黄居素，试图对孙陈复合有所调停，并将计划告知在沪的汪精卫。28日，汪精卫复函黄居素，申述孙陈复合的意见，并请黄代陈于炯明，认为：“今日欲谋复合，必须首将一切政客、名士、军人易染之习气如体面论、势力论、利用论等一一尽地扫除, 以革命党人之面目，以至诚不顾成败和纯勇往做去，方能将此不堪局面翻转过来。”函中未提具体条件，所言是否出于孙意，不详。29日，吴稚晖作长函致陈炯明，希望孙、陈复合，此函由黄居素面达。这时，岭南大学校长钟荣光动员魏邦平疏通孙、陈两方关系，魏与熊略等有所协商。据云，孙方对钟、魏主张，并无表示，唯中执会多数意见反对调和；陈往汕潮梅各处，洪兆鱗等对之亦甚冷淡。林虎、洪兆麟还希望与吴佩孚合作。5月13 日，陈炯明复函吴椎晖，托黄居素带往上海，代申一切，就“中山首领问题”、“澄清中原问题”，表明心迹。（12）据报，5月中旬，“北京政府派唐宝谔、关澄芳赴汕头，请粤军赞成统一。陈少白前已赴汕头运动陈、孙调和，现邹鲁亦有代表加入运动。段祺瑞亦派褚辅成及某君来汕请粤军与段一致行动。”

　　当时陈炯明在汕头开军事会议，将领们有三种意见：赞成调和、复合：有条件赞成复合；独树一帜；陈未表示倾向，亦不赞成就总司令职。5月18日，北京政府任命叶举为广东省长，林虎为督理广东军务善后事宜，沈鸿英为粵桂边防督办，洪兆麟为潮梅镇守使。这些职务颇具诱惑力，但叶、林、洪均未就职。

　　在孙中山亲信中，活动最力者当数汪精卫，但他显然并未得到孙中山授权，他在6月下旬曾在香港与金章、马育航会谈。陈少白已游离于权力中心之外，他代 表孙科。孙中山的重要干部胡汉民、许崇智、辂介石都反对调和，桂军、豫军首领也反对。真正能表达孙中山见解者是廖仲恺。据6月25日《华字日报》披露：“黄居素邀汪精卫、廖仲恺代表孙中山来香港，在坚道某宅，与先生（按指陈）代表马育航、邓伯伟会商复合事宜。廖仲恺传达孙中山意，坚持先生具悔过书为唯一条件。马育航电先生请示。”（13）七月初旬，陈复电谓尚有难行之处。对于此项报道，孙方未作反应，估计是有此事。在6月5日香港《华字日报》所刊《孙陈调和之面面观》称，此前之发动“有由粤军发动者，如最初之翁式亮、熊略等是；有由联军军人运动者，如去年梁鸿楷、李福林之到港接洽是；有由双方政客发动者，如金章、陈觉民与廖仲恺之接洽是；有由第三者调停者，如段祺瑞及蔡元培等是；有号称市民请愿者，如钟荣光等是。俱以条件难商，始终不能为正式之接治。最近广州各报及民党某报连日载调和之消息，旦希望其成功。”该报记者采访大本营某要员，据云“大元帅见东江相持年余，劳帅糜饷，颇欲与竟存复修旧好”。某君遂以此告汪精卫，汪便约吴稚晖等联名致陈炯明，建议南方仍设总裁制，但孙、陈双方表示并不积极，因陈方坚持孙下野，汪以为万万办不到，便中止南来。孙方派陈少白赴汕头，亦不得要领。这个总裁制又称委员制，由汪精卫在上海起草，计划由孙做委员长，段祺瑞、唐绍仪、唐继尧任委员。这样一来, 客军便没有地位了，所以桂军、像军皆反对；滇军则坐观成败，不出战；湘军谭延闿亦主言和，盖闻报告“战区沿线，千里农山荒芜，如入无人之境，乡民惨受 战争苦况，不忍见亦不忍言，人非木石，其主和也，不得谓绝无见地”。至于城市苦状，从5月28日广州全市大罢市的情绪已可看出来。到6月下旬，调和之事又逐步消停下来。8月26日，孙中山表示，先打商团，后打陈家军。不过，孙中山的表态好像有点随意性：9月3日（江浙）齐卢之战开始；5日，孙宣言北伐；9日，孙致函蒋介石，称在粵之三死因：英国的压迫，客军的专横及“东江敌人之反攻，现在已跃跃欲试。如再有石牌之事发生，则鹿死谁手，殊难逆料”。故不要广州了，要蒋介石率其学生军北伐，这三死因中并无与商团结仇之事。

　　第三次调和是在1924年9、10月间。齐卢（江浙）战争爆发，孙中山为实践三角同盟、配合皖系卢永祥，决定北伐。9月13日，移大本营石韶关，通电各方 称他亲自督师北伐。同日发岀通令，饬东江陈军悔过自新。此前，吴稚晖赴汕尾，与陈炯明晤谈。16日，吴由邹鲁陪同至韶关见孙中山，报告陈所示两点：“一，我一定打吴佩孚；二，江浙战争未分胜负，奉天出兵与否亦未可知，不能不审机观变。”孙亦表示两点：“一，陈如悔过，许其自新；即不为悔过之表示，而能出兵福建为浙江声援，也许其以功赎罪，二，已令诸军撤惠州之围，并停止各军进攻，以待陈之自决。”（14）孙中山确实下撤军命令，19日滇、粤、桂、湘等各军总司令、军长发表宣言，服从决定自东江撤兵，敦促陈炯明等人速行悔罪自新。不过, 邹鲁却另有说辞。据载，“吴先生申述来意后，总理非常愤怒，并且说：‘陈炯明背叛，要杀我，人人可恕，陈炯明不可恕。’吴先生立即向总理跪下，对总理说: ‘这事关系北伐前途很大，先生不答应，我就不起来。’总理一面拉他起来，一面说道：‘快快起来！我为你恕了他，但是要他写一张悔过书。’吴先生见他这样宽大，特别高兴，就立起来。那知吴先生到汕尾叫陈炯明写悔过书，陈不允，以致自取败亡。由这件事看来，可见总理胸怀之宽大，与吴先生之高义。”（15）两种说法颇有异同，最大不同之处是报纸报道未提“写悔过书”，而邹说有之。是否要陈写悔过书而遭拒绝呢？答案是肯定的，因为炯明死后吴氏致送挽联中写道：“十年前止索悔过书，黄泉送达，定邀师弟如初”，吴氏在挽联识文中还称：“民国十一（三？）年，总理北伐，恐东江陈兵牵制，汪精卫先生嘱予与邹海滨先生晤陈于汕尾，谈反正，许陈可。复至总理韶关行营请示，总理止索悔过书一纸，别无条件。后陈为部下所持，遂未成。”云云。可见调和未成，最终是卡在写悔过书问题上。9月23日，吴稚晖宣布调和失败，孙中山急于处理商团问题和北伐，曾下令调查陈与商团勾结一事，未见公布调査结果。但在商团弃件中，陈军未动，却是事实。

　　陈部粤军为何未配合商团进攻广州呢？一种说法是，“鉴于近郊之役（指1923 年冬粤军迫近广州东郊），对于军队之补充、军实之搜集，皆不得不通盘打算（此层林虎主张最力）。”另一种说法是，段祺瑞派许世英南来，并与各方电商解决时局办法，以为欲速使孙离粤，尽不必遽诉诸武力。段之计划.由许世英到粤征求孙文意见。段担任大局和平解决，请孙北行，粤事交回粤军。如孙不愿交粤军, 则交回粤人。孙如办到此层，则段对孙今后在大局上之活动，予以援助。孙经一答允，并谓芝泉肯出，我必助其成功云云，段因此劝粤军暂缓进兵。（16）今案，许世英抵韶关，是10月1日，在数日盘桓中，谈到段的计划、孙北伐及劝与陈和解，令陈共同北伐直系等冋题。段之促孙离粤，未悉是否指北伐？当无徒手北走之可能。当时已组织“革命委员会”对付商团。10月11 日（商团事件前三天）孙给蒋介石函中，着收束黄埔校军，赴韶关专力练兵北伐，略谓：“北伐必可成功，无款亦出，决不回广州。望兄速舍长洲来韶，因有某军欲劫械，并欲杀兄, 故暂宜避之，以待卫队练成再讲话。陈贼来攻，我可放去，由争食之军互相残杀可也。乱无可平，只有速避耳。”（17）他实际是承认讨伐陈军的失败，或许，这就是孙中山接受段祺瑞建议离开广东的真谛。问题是，没有民众，没有一个巩固的后方以作补给基地，到处“因粮于敌”，此种军队恐与流寇相异者凡稀。孙终其一生 三次“北伐”（桂林一次，韶关两次）毫无寸功，其原盖出于此。

　　通过上述的一年半左右时间里三个时段比较密集的调和活动，人类能发现, 孙、陈双方均有某些特定的程度的调和意愿，但都未下决心。从大处着想，双方存在许多共性，但又有许多分歧，严格说来，他们的分歧是政见不同，并非主义之别, 不过各自的人事系统和利益分配，使之最终未能走到一起。孙、陈都是自视甚髙且具有着强烈领袖欲望的人，亲信部属的意向，使二人最终无法复合。

　　对于孙、陈双方部属及友邻势力对调和取赞成与反对态度的两派参与者，似可作大体上的划分。

　　（一）实力较差的粵省武人与外省入粤武人，如姚雨平、李福林、魏邦平、梁 鸿楷、赖世璜、石青阳、但懋辛、卢师谛等。湘军谭延闿也加入这一行列。

　　（二）系统的元老与非主流派，如汪精卫、张继、谢持、蔡元培、吴稚晖、章太炎、李石曾、褚辅成等。

　　（七）陈炯明集团，甲，海丰派马育航、陈觉民等；乙，策士派如金章、邓伯伟、莫纪彭以及为之中介的黄居素；丙，武人中如翁式亮等。

　　（四）共产国际（苏俄）在粤代表鲍罗廷；的蔡和森、陈独秀（1922年5 月中旬，陈曾赴惠州，劝炯明避免与孙火并）、彭湃（直到1924年仍为海陆丰农运问题与陈炯明来往）。

　　上列赞成与反对两方面相比较，前者人多，比较热闹，但缺少实力。即陈氏方面，海丰派已不再拥有兵权，策士们更如清客，不为实力派所重视。反观反对派，绝对是影响孙决策的势力，其人数未必比赞成者多，已足以使调和陷于僵局。陈炯明与共产国际未始不能合作，但胡许蒋作为炯明的死对头在孙、陈复合后的广东政权中定无立足之余地。若调和成功，以驱陈入粤建功的滇桂像等客军，也将再无盘踞广东之藉口。陈集团叶、林、洪等诸将，北京政府已有封任，他们虽未就职，但经此荣宠，心理上自然不愿再居人下；且炯明已权威失坠，势难对此辈随意驱使，即使他写了悔过书（当年已不愿因按指模、宣誓忠于孙文而加入中华革命党，今日更无悔过之可言，此意已明告吴稚晖），洪、叶、林、熊诸将也不会认可。权衡得失，孙中山可以宽恕沈鸿英，就不可以宽恕陈炯明。另外，孙中山允许调和（即并不一味拒绝），部分是出于摆脱困难的需要：一张一弛，被认为是作战术拖延的策略。明知炯明强项（不会认罪）而令其写悔过书，重行羞辱, 也不过是最终找到一个拒绝调和的借口而已。

　　西方（包括日本）国家驻广州的官员均极注意调和问题，但目前尚没办法证实有哪一个国家插手调和活动。

　　冯玉祥等人发动北京政变后，邀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直系控制的中央政府的终结诚然是孙所乐闻乐见的，离开广东，也是段祺瑞的计划而为孙所接受的; 但是，孙尚未到达北京，也未与孙通气，段祺瑞即就任临时执政，并提岀召开善后会议，以对抗孙所主张的国民会议。政见异趋，三角同明无疾而终。孙北上后, 1924年12月16 日，陈炯明在部属林虎等强烈要求下，在广东兴宁通电复任粤军总司令职。然而，今昔异势，陈部粤军未能重新振作。此前，“六一六”事变两周年，由蒋介石任校长的黄埔军校正式开学。至1925年9月国民革命军第二次东征时，以黄埔军校毕业学生为骨干组成的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慢慢的变成了新锐之师。经过这次惨烈的征战，陈部粤军被彻底击溃。1925年10月，陈炯明在香港就任中国致公党总理，在华侨中与分势，走上了另一条革命救国的道路，以迄去世。

　　孙、陈必然的联系的终结，是1925年3月孙中山去世后陈炯明送的一副挽联: “唯英雄能活人杀人，功首罪魁，自有千秋青史在；与故交曾一战再战，公仇私谊，全凭一寸赤心知。”据说，这副挽联，执事者未敢挂出来。评论者称，炯明曾颇示谦抑，“明明陈、孙分裂，彼乃绝不表示意见，任对方骂之为逆，骂之为贼, 都不辩一词。”（18）孙死之后却辩了，没有惋惜、庆幸，没有抱憾，更没有悔过。陈氏相信历史是公正的：孙、陈不能调和、复合，关键在孙的发纵指示；至于口诛笔伐，兵戎相见，乃因政见分歧，走到极致（公仇），而许系等部粤军，同为袍泽（私谊），即入粤客军，原无冤仇，连年征战，民生涂炭，初非本心。吾人今日议论造成分裂与调和失败的责任方，将会徒劳无功，但在任何环境下，都是“ 一个巴掌拍不响”的。 1933年9月，陈炯明在香港病逝，次年4月归葬惠州紫薇山时, 包括曾经是对手的南京国民政府中的各式人等，送了共二千余副的挽联，真有点“山川变色，草木含悲”的气氛。然而，八十六年过去，在历史教科书上，陈炯明至今仍是负面角色。看来，陈氏所称“千秋青史”之写就，尚未知何年。（选自李吉奎：《龙田学思琐言——孙中山研究丛稿新编》，中山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67—80页）

　　（1）马林工作纪录（1922年8月12日至9月7日），见李玉贞等编《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光明日报岀版社1989年版，第82、83页。

　　（2）有关孙吴共产国际三方合作的记载，可参见吴方联络人白坚武日记的相关部分。《白坚武日记》，杜春和、耿来金整理。江苏古籍岀版社1992年版。

　　（3）孙中山谴责陈炯明另外两个罪恶：一是搞“联省自治”，一是不支持他当总统，这些罪名恐亦不能成立，认为中国最好建立美式联邦制的说法，最早是孙本人提出来的。至于不會成孙当总统，蒋介石便是上书梗谏之一人（1921年3月5日。刊《蒋介石年谱初稿》，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档案岀版社1992年版，第61—63页）。

　　（4）段云章、沈晓段编章:《孙文与陈炯明史事编年》，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704-705页。

　　（5）章醁村：《陈炯明与孙中山的矛盾及分裂》，见尚明轩等编《孙中山生平事业追忆录》，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68页。

　　（6）张醁村：《陈炯明与孙中山的矛盾及分裂》，见尚明轩等编《孙中山生平事业追忆录》，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68页。（6） 杨希闵：《回忆与反省》，《孙中山生平事业追忆录》，第372页。

　　（7）如1924年4月13日，西路讨械军总、司令刘震寰报吿：“数月以来，移挪筹借，竭蹶万状，因伙食困难已久，今来前线，倘一旦绝粮，势难驱此万余卒，转战于锋镝之间。”孙即日手令财政委员会：“无论如何，对于该军给养费，务与各军同一看待。即日筹拨，以利戎行。”次日，财委会会议决定，由财政厅先赊米十万斤援济刘部，七天后又由等饷总局拨款一万元，以度困雄。以上，不过是许多事例中的一个而已。

　　（8） 据载，1923年3月，梁士诒在香港与英中协会的S F 梅耶斯会谈，梁建议财团向孙中山的政府提供一笔借款，以盐税为抵押，这笔盐税当时是由广州戴留控制的。年收入为五百万元至六百万元。梁设想一亿元的贷款是能够到手的。但是，結果是一分钱也未能借到。见（美）韦慕庭《孙中山——壮志未酬的爱国者》，中译本，中山大学出版1986年版，第157—158页。

　　（9）罗翼群：《读叶遐庵〈我参加孙中山大本营之回忆〉书后》，《孙中山生平事业迫忆录》，第421页。

　　（10） 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下册，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1643页。

　　（11）广东省档案馆编译：《孙中山与广东——广东省档案馆库藏海关档案选译》，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 年版，第469页。

　　（12）段云章、倪俊明编：《陈炯明集》（増订本），下册，中山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028—1031页。

　　（13）陈定炎：《陈竟存（炯明）先生年谱》，第564页，见《海丰人文资料》十七（陈炯明与野军研究史料之八）。按广州《民国日报》24日记此事，廖于20日赴港，系为挽留戴季陶与迎接鲍罗廷、未及此事。

　　（17）《孙中山全集》第11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69—170页。

　　（18）《特约通讯•陈炯明通电表示态度后之东江形势紧张》，香港《华字日报》1924年11月29日。